作者介绍

李昂，本名李孝友，湖南省衡阳县人，大学文化。1962年7月参加工作，历任新民中学教师、校长，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，衡阳市教育局副局长。系教育学科带头人，全国优秀语文教育工作者，全国中学语文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，全国校园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；同时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顾问，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兼年度丛书编委。先后在《羊城晚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湖南文学》、《萌芽》、《作品》、《芳草》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。已出版教育专著《教坛漫笔》、《语文之美》、《诗词之美》、《叙事的艺术》、《说理的艺术》、《高考作文绝招》等。文学作品有诗词集《生命的吟唱》、散文集《明月如镜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樟树湾轶事》、

长篇小说《太阳从这里升起》等。主编的丛书有《中国校园文学精品》、《中学生作文大观》等。总著述逾五百万言。

作者联系电话：13762409069  18188973345

我的草鞋缘 李昂

          李 昂

    我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双草鞋，苎麻编的，已经半旧，一只底部还穿了个小洞。我却敝“履”自珍，因它为我赢得殊荣，尤其是勾起我对青少年时代的记忆，是那样深情难忘！ 

     小时候，我们乡里伢子，多半是打赤脚。到了十岁，我就像父亲一样穿起了草鞋，其时我已读到高小，学校离家八九里，又是石碴子路，赤脚自然不行，布鞋又易磨穿鞋底，草鞋便成了便宜的首选。再呢，每逢星期天，我要到十多里开外的陡山去砍“杆子柴”，这就更显草鞋的优越性：翻山越岭脚不打滑，平地更是健步如飞。

   1954年秋，我考取了湖南私立新民中学（今衡阳县六中前身）。我家距学校110华里。沒有公路，只有一条三尺来宽的青石板路。那天清早，我穿着一双笋壳草鞋，挑起箱子、被子赶路。正是“秋老虎”季节，白花花太阳晒得人头晕脑胀，蚕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滴落在石板上。手臂、衣服上结起厚厚的盐霜。走到一个叫李子园的地方，两个脚后跟生生作痛，殷红的鲜血直冒，原来被草鞋磨出拇指大的血泡。

      沒奈何，只好到路边店子歇歇脚，向店家要了两块破布片，搓成两条烂布筋草草包扎一下。又花两分钱买了一壶热茶，咽下出发前母亲塞在我被包里的两只桐叶高粱粑，就当是中餐了。然后一颠一拐继续赶路，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才到达学校所在的晓云山头。站在宽敞的操场，头一回眺望那在田畴间的衡邵公路上奔驰的汽车，我还以为是哪些个大力士，背着秋收的扮桶跑得那么欢呢。

     因为这样赶路太辛苦，后来就把一天的路腾做两个半天走。次年暑假，我们中午从学校出发，傍晚在一个叫高真寺的地方落宿。那次可谓学子大会师，除了我们新民的，还有船山（今衡阳市一中前身）的、成章（今衡阳市八中前身）的……高真寺虽说是“寺”，但既没有庵堂，也沒有菩萨，只有一个偌大的戏台。台前草坪有许多稻草堆，一人抱来两捆，垫一捆作枕头，盖一捆作被子。月光如水，荷香扑鼻。不知谁倡议以校为单位拉歌，于是你一曲“二呀么二郎山”，我一曲“我骑着马儿过草原”……嘹亮的歌声一阵高过一阵。戏台两边分别以“高、真”二字领头的楹联成了即兴的节目。这边的放吟“高唱入云，此曲只应天上有”；那边的高歌“真情逼露，斯人莫道世间无”……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同学少年那风华正茂的聚会场景犹在目前。

    初中毕业，其时衡阳县沒有高中，我便考取了前身为国师附中的衡山二中（今衡东一中前身）。正逢“大跃进”，学校兴“开门办学”，或去农村修水库、造梯田，或到铁路工地修筑京广复线……这便与草鞋形影不离了。我校的筑路工地在小镇霞流寺附近，要削平整整一个山头。苦战月余完成任务，领队的谭副校长写了一首诗，同学们拾来碎瓷片，把它镶嵌在铁道旁边的悬崖上：“我们能移山倒海/我们能旋乾转坤/北上的列车啊/请告诉毛主席/我们是民族的脊梁/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尖兵/。多年后，每当我到省城或别的地方出差经过此地，张望那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诗章，仍止不住心潮澎湃……

     光阴荏苒，1962年夏我参加工作，分配到衡阳县教研室，任中学语文教研员兼函校专师。为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，三年中间，我走遍全县84个公社的山山水水。犹记1963年高校招生，我任衡阳县三中考点主任，跟四中的戴老师、县公安局的老王同志，上午十时从县城西渡出发，每人一双草鞋，三人共一条扁担，轮番挑着两只装着试卷的壮鼓鼓的麻袋，往百里之遥的考点进发。一路高山密林，几条山冲不见人烟，间闻野兽嗥啸，令人汗毛直竖。屏住呼吸加快脚步，终于有惊无险于掌灯时分抵达目的地。这在警车押卷的今天听来简直匪夷所思，却是当年我们的亲身经历。

   这以后，我调到初中时的母校（1958年改名为衡阳县六中，并已是完全中学）工作，生活安定，寝室、教室、教研室三点一线，不要走远路了，只是逢上登山旅游之类的场合，我还是喜欢穿那通风透气、快捷便当的草鞋。五年前，我76岁再游南岳衡山，途经南天门时口占一绝：“婉谢缆车辞杖筇，年虽老迈兴无穷。草鞋便作量天尺，量罢南天到祝融。”此诗在《当代诗词》（广州）发表，并荣获“神州诗词大赛”金奖。感谢我的好伙计：草鞋！

   凝视草鞋，感慨良多。今天交通发达，车船便当，往昔那种“上磨肩膀、下磨脚板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，草鞋也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这当然值得庆幸。然而我想，那种吃苦耐劳、坚毅顽强的

“草鞋精神”却并未过时，亦不应被遗忘。

    寄情传家宝，故撰《草鞋缘》！

我的“槽屋”生涯 李昂

       李 昂

    “槽屋”，是我的故乡——衡阳县农村方言，指的是昔日土法造纸的场所，因为造纸的关键工序是在一个偌大的水槽中进行。至于“屋”，不过是用稻草或芦苇盖成的简陋棚子。我参观过耒阳市蔡子池。“蔡子”是对造纸术发明者蔡伦的尊称；“池”呢，跟“槽屋”一样，也是指原始的造纸坊。

       我这辈子虽以教书为业，而祖辈却以种田、造纸营生。对于造纸，我不但孩提时即耳濡目染，而且少年时代还着实有过两年地道的造纸生涯，因而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情愫。

      那是68年前，1952年夏，我高小毕业，虽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全省闻名的湖南新民中学，但是交不起上学的费用。父亲说：“跟我学造纸吧，自己挣钱再上学。”

       初进槽屋学手艺，按照习俗，要备办“三牲”（肉鱼鸡）、燃起香烛祭祀蔡伦先师。父亲领我在蔡子画像前恭恭敬敬拜了三拜。其时对于蔡伦造纸术自是不甚了然，直到后来在中学历史课本，以及范晔《后汉书》、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，才懂得“蔡伦纸”的由来。此前，文字是刻在龟甲或竹简上的，笨重而不便携带；也有的写在丝绢上，又昂贵而难以推广。蔡伦从江边漂洗丝绢的蚕妇那儿得到启发：漂丝时，好的蚕丝被取走后，剩下一些残丝碎绢，在竹篾席上留下薄薄的一层。人们把它取下晒干，用来糊窗户，包东西，或者写字。从而想到：能否找到廉价的材料来代替昂贵的丝绢，造出经济、实用的写字工具？经过反复试验，终于用树皮、破布、废鱼网等造出植物纤维纸来。耒阳蔡子池展示蔡伦纸的生产工序，跟相距百余华里、我家乡槽屋的生产过程大同小异，只是造纸原料换成取之不尽的竹子了。

      说是竹子，并不是隔年、更非多年的老竹，而是由当年的春笋长成的嫩竹。每年立夏至小满期间，砍下那刚脱去笋壳的嫩竹，把它裁成一人多高的筒筒，再破成二指宽一块的片片，搁在长方形的土坑里用石灰水淹泡。至少百日以后，将淹透的、唤作“纸料”的嫩竹片从石灰水坑里捞出来洗净，运进槽屋，码成堆，用窄窄的条锄去挖；挖烂以后，放到三尺见方的木墩上用宽叶大刀去剁；剁碎以后，放在凿了一道道浅浅沟槽的麻石上去踩——不是两脚往下踩，而是一只手攥住缆绳，一只脚支撑身体，另一只脚由内向外尽力滑泻过去；踩过之后，再倒进碓臼里去捣；直到捣成浆状，才将它倒入一个六尺来长、三尺来宽、四尺多高的水槽。经过这么多道工序，嫩竹总算成了纤维纸料了。这“挖、剁、踩、捣”的每一个流程，都是汗流如雨的重体力活。

        备好了纸料，接下来，还需用长长的竹笊在水槽中来回快速划动，把那些较为粗长的“纸筋”捞出再去“回炉”，弥漫在水槽里的便都是毛绒绒的嫩竹纤维，可以用来造纸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故乡的槽屋造的有两种纸。一种是较为粗糙些的，造出后，用“（）”形铁凿在上面凿上一串串弧形图案，作为祭祀先人的冥币，亦即“纸钱”。我家造的是另一种质地较为薄匀、光滑的“湘包纸”，大抵接近中小学生练习簿中的纸张。造纸工具是一张约80公分长、40公分宽的长方形帘子，用绣花针般细细的竹签密挤挤地编成。操作时，两手各握纸帘一端，向前呈45度角让它往水槽里“吃水”，回过来再往后“吃水”一次，溶了竹纤维的浆液从竹帘四面绵绵地涌上来，而后浆液、纸筋从竹帘前沿溢出，水从帘缝滤下，帘上便沉淀着一层薄薄的白霜般的纤维，这就是一张未来的纸了。

      之所以说是“未来的纸”，是因为它还要经过下列的工序：竹帘从水槽里“舀”出的湿漉漉的纸，要一张张贴到一个木架上。待叠到四尺来高，便用杠杆原理把水榨干。而后，再用棕刷把纸张刷到焙灶上烘干。最后，把烘干的纸张打成捆，用中碗大小的不同石头由粗到细将纸边反复打磨，直到看去像一摞摞崭新、光鲜的书本一样，这才挑去上市。

      刚进槽屋那半年，我跟小舅一起备料兼焙纸，父亲则干掌帘造纸的技术活。后来，因为父亲长期双手泡在水槽里，以致手指“穿螺”，血珠直冒，我便自告奋勇要接替他。父亲开始担心我掌帘下水把握不好角度，造出的纸张会厚薄不匀；后来让我一试，方才应允。其时我才13岁，个子比纸槽高不了多少，于是在水槽边垫了两块土砖，上面搁一块厚实的木板。站在木板上就操作自如了。  

        掌帘比备料看似轻松多多，再者，听那连通纸槽的竹枧里潺潺的流水声，和竹帘“咚哐、咚哐”的“吃水”声，仿佛是美妙的音乐；但要是让你天天“钉”在这纸槽边，你就会知道它的滋味了。夏天，山冲那鸡虱一般的蚊子成群结队蜂拥而来，那用锯木灰等做成的笛子似的蚊烟全然无济于事，上身因在不停运动还好一点，两脚则沾满芝麻也似黑乎乎一片，奇痒难耐。冬天呢，水槽结冰，父亲往里面吊了一只燃着木炭的铁皮桶，但也只能化冰而已，槽水还是冷生生的，十个手指都冻成了红萝卜，鼻水不停地往外流，有时便冻成了冰棍。……

    光阴荏苒，转瞬便到耄耋之年。时代车轮飞速前进，今天，造纸早已实现了机械化，原始的造纸术及其伴随的槽屋则已悄然离退。但往昔的造纸岁月，我总是难以忘怀。这不只因为那两年的辍学务工，帮助家里解决了经济困难，圆了我的中学梦，以后又上了免费的师范大学；还因为我少小时便学会了造纸，有一种四大发明之一的传人的自豪感。而那段艰辛的劳动锻炼更让我刻骨铭心。我曾在一首《槽屋吟》的小诗里写道：“遍体汗淋紧咬牙，指头冻硬脚叮麻。坊间吃得千般苦，戒我平生远侈奢！”两年的造纸生涯虽然推迟了我上中学的时间，却为我平生养成刻苦耐劳、克勤克俭的品格打下坚实的基础，无论顺境、逆境都不曾被动摇、摧垮过。

    多谢了，我的槽屋生涯！

讲台三尺恋平生 李昂

          李  昂

         “粉笔生涯六十年，童心未泯雪盈颠。“这是我最近所写《自题小照》中的两句。我这辈子先后待了几个单位，但都离不开一个“教”字。虽当过中学校长，当过教育科研机构负责人，也当过教育行政干部，但说到底，我是个“教书匠”，平生不曾离开三尺讲台，直到现在。

       1962年8月我大学毕业，分配到衡阳县文教科，担任中学语文教研员兼函校专师。是年9月，我去金兰学区给老师们面授课文。金兰镇离县城西渡70来里，虽有一条衡邵公路，但没有始发客车，从衡阳城里开来的过路车又买不到票，我便开动“11”号——步行前往。脚上穿一双笋壳草鞋，头上搭一条湿毛巾。走着走着，毛巾上水分蒸发干了，就在路边水田里浸湿、拧干，又搭在头上。

      本来，面授可在区里乃至县里举行，但为了节省老师们的时间和开支，我尽可能送课到片到校，同时也听老师们的课，了解各校的教学情况。每年我都要徒步跑遍全县11个联合学区、84个学区的四五百所学校，有的去过两次甚至多次，总行程不下万里。

      这样虽然辛苦，但老师们强烈的求知欲使我十分欣慰。来听课的不只语文教师，还有各科、乃至全体教师，甚至有当地的基层干部、商店职员。面授那天仿佛成了当地的节日。教室里坐不下，就站在窗外听。初出茅庐的我，一种“教师的教师”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。

      其间有许多动人的故事，限于篇幅，这里仅说一件：1963年国庆节，长乐学区两位男女青年教师借来一辆吉普车，接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原来他俩恋爱中遭到男方父母的阻挠，面临分手的危险，刚好我去那儿讲授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两人深受感动，决心冲破阻力，终于如愿以偿。这一来，我便成了他们的“月老”……

      犹记1963年大学招生考试，我担任衡阳县三中考点主任，与县四中的戴老师和县公安局的老王同志，一同穿着草鞋，共着一条扁担，两只装着考卷的麻袋，从县城西渡轮番挑着往90华里的目的地进发。沿途是茅封草长的小路，两边高山密林，几里远不见人烟，间闻野兽嗥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屏住呼吸加快脚步，终于在掌灯时分赶到那个叫清潭乡的地方，三个人的衣衫都汗 湿了。次日跛着脚来回巡考。这在武装送卷的今天简直匪夷所思，却是我们的亲身经历。

      1966年秋，我调到衡阳县六中（今衡阳市新民中学前身），任教高中语文；后任教研组长兼文学社指导老师，仍教两班语文；即便以后当了校长，还教一个班的课，并为请假的老师代课。我总觉得，脱离讲台便不自在，不踏实，而一进课堂便如鱼得水。1979年至1982年，我和组内同仁一道，赢得原衡阳地区高考语文成绩三连冠。1983年，在衡阳地区教育局组织的“创最佳课”活动中，我执教的《阿Q正传》荣获全地区三堂最佳课之一。

      教学之余，我还从事笔耕，先后在《湖南教育》、《人民教育》、《教师报》等刊发表20余篇教育、教学论文及经验文章。其《语文课“教学生能自读书”的探索》一文荣获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颁发的金奖。同时，我写的“下水作文”，有近20篇以散文、杂文等体裁在省级以上报刋发表。1984年冬，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反映中学生活的长篇小说《太阳从这里升起》。

      其时，某出版社和某教育类报刊社都想调我去工作，我都婉言谢绝了。我始终只乐于当一个业余作者，讲台才是我的终极归宿。感谢讲台，它使我练就了过硬的“招数”。比如教古文，我不用带教材，一支粉笔一张嘴，熟练的“背功”磁石般吸引着学生；再如，我从不照搬现成的教参资料，而着意融入自己的体验，以师之体验促生之感悟。每当看到同学们那水葡萄般心领神会的眼神，我就觉得无比满足。尽管20余年吃的食堂饭，不是几坨油豆腐，便是几只烧辣椒，但都不觉得苦。

      直到1991年我年逾五十，才结束与老伴两地分居的日子，调入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（今市教科院前身）。两年后，又调入衡阳市教育局。无论任所长还是副局长，我总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待在学校，听课、评课兼上课。1992年，衡阳市人民政府授予我“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”称号。1994年，我领衔创建的《中学语文听说读写四能一体训练》教改项目荣获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金奖。次年4月，全国中语会组织25个省市的语文教师代表来雁城观摩、取经。

       退休后，我没有闲着，仍应邀到全市，包括县、区的学校举行校园文学、中华诗词、高考作文等项义务讲座。即便2016年秋身患脑梗塞，落下了左边肢体麻木、胀痛的后遗症，仍借助电动轮椅到校讲学。作为全市首位语文学科带头人，我应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多尽绵薄之力，尤其是语文学科的地位、作用日益突出的今天。退休以来，我义务讲学300余场，听课达50余万人次。

       古人云：孔子有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二。不揣冒昧，我的弟子中也有许多贤人，而门生之数则远超三千。我感到无限荣幸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仍愿栖居三尺讲台。

 红羊十绝句 李昂

      于“北美校友群”中读子灿先生《妹妹之死》，勾起往事之回忆。

注：

红羊，是指中国农历甲子的丙午、丁未之年。因为丙、丁、午三者都属火，火是红色，而未则属羊，合起来则称“红羊”之年，也就是灾难之年。每隔60年有个红羊年。本诗写的是最近的一个红羊年，即指1966～1967年，实际上指的“十年浩劫”。